疫病蔓延时的旅行马六甲的低语许知远专栏

疫病蔓延时的旅行马六甲的低语许知远专栏

　　 是想跟随孙中山与康有为的足迹，继续他对中国近代变革的探寻，但国内的随即占据了他的注意力，也响了这次旅程。与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困境相似，一百多年前，孙中山、康有为、梁启超也曾面对着同样可怕的疾病-k22清王朝的政治痼疾。

　　 我鼻子一酸，眼泪溢出来。 在马六甲的一家露天火锅店，我情绪失控。 在朋友圈一段频中，一个母亲正在哀嚎，请求管理者让自己罹患白血病的女儿过桥看病。

　　 自武汉 1 月 23 日封城，隔断与封闭，成了应对扩散的流行手段。 突然之间，省与省、县与县、村与村、小区与小区之间，都被路障、壕沟隔开了。 一个被铁路、公路、桥梁、河流连接的中国，变成蔓延旅行格，带着袖箍、手持缨枪的人站在路口。

　　 这可以理解。 这显示的是一种习惯性思维，它先是过分迟缓、否定事实，接着是过度反应。 对于基层组织，你必定会使用习惯动作，用高音喇叭宣讲，在墙上挂上标语，派人上门测每个人的体温。 它有着鲜明的中国特征： 令人惊异的动员力与穿透力，但它也粗暴、缺乏弹性，执行者会陷入某种“行动主义”，为了行动而行动，不关心行动的效果与后果。 它也是一个零和社会的心理折射，当一种陌生的、不可描述的威胁到来时，人们的本能反应是防卫与排斥，因为外来者意味着危险。

　　 它也仍令人意外。 这个景象，与这个国家在 21 世纪的自我期许大相径庭。 在应对一场后现代疾病时，它所使用的却是前现代的方式。 一些时候，它像是卡夫卡与义和团的混合。 一个个体，不管你是路过的司机、临时的租客，还是急需就诊的病人-k22只要你的疾病并非新型冠状病毒，那么你的具体困境与需求，都被拒绝与忽略。 无法释放的恐惧，还会转化成仇恨与伤害。 于是，你看到双重灾难的同时上演，k22重是流行病本身，第二重则是伴随它的不当反应。

　　 这个桥上的呼喊的母亲，是诸多伴生悲剧里的一个片段，它恰好此刻出现在我眼前。 马六甲的夜晚微风习习，这座曾经的贸易中心，如今变成一座休闲城市。 比起槟城，这里更富有历史感，不仅有英国人的遗产，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也留下了更显著的欧洲印记。 郑和的名字与形象则无处不在，提醒着人们，自 15 世纪初，中国人就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在这里。 那也是中国的辉煌时刻，倘若达伽马、哥伦布看到郑和的船队，定会大吃一惊。 一些历史学家还宣称，是中国人最早发现了美洲。 真实历史是，这些欧洲小国的探险家们，最终征服了世界，而郑和的史诗性航行戛然终止，宝船腐烂、埋入地底，工匠们甚至遗忘了造船的技术。 在中国盛大、不可阻挡的表象之下，常蕴含着某种自我摧毁的因素。

　　 散步在残存着城堡、教堂、庙宇，小店云集的鸡场街上，你已很难想象这里曾是地缘政治的中心，文明冲突与融合的前线。 人们为了争夺香料、黄金、丝绸、瓷器而来，空气中弥漫着欲望与金钱，那是枪炮与商品驱动的历史。 如今，它像是活在了历史之外，一座静止的主题公园，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们在此放松神经，而不是参与历史。

　　 早晨，我去施生的诊所检查脚伤，和这位福州来的、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学位的生闲聊几句。 中午，我顶着烈日，穿过一堵漂亮的、西班牙风格的墙壁去吃海南鸡饭，这里的白切鸡与灯笼椒尤其诱人。 傍晚，我则坐在“地理学家”饮着金汤力书、发呆，看人群来来往往。 这个酒吧的名字提醒我此地曾见证了风云际会，它所放的音乐却是丽江式的-k22从邓丽君到加州旅馆，中间还穿插着杨坤与张学友。 中国变得遥远。

　　 现实会以另一种方式闯入。 “昨晚三点才睡”，抱怨说。 他身形高大健壮、声若洪钟，一望可知是个西北汉子、且受过军事训练。 在郑和博物馆的一间闷热的会议室，我认识了这个新朋友。 他是新到马六甲的中国移民。 出生于甘肃的他，从军队退役后下海经商。 他在中国的高速增长中分得一杯羹，周游过世界，却在途径马六甲时喜欢上这里。 此地不再是大航海时代船来船往的港口，或是大英帝国的一个属地，它是一个新生国家马来西亚的一部分。 江先生加入马来西亚“第二家园”计划，获取居留权。

　　 与在中国过分紧张的节奏、无处不在的污染相比，这里人人穿人字拖出门，日日天高云淡，他还能躲避掉中国社会过分复杂的人际关系、权力关系。 他还可以保持某种优越感-k22比起西方城市那种仍可感知的种族意识，甚至不远处的新加坡的势利，在马六甲，做一个中国商人，令人心安。 同时，地理仍发挥着作用，他不想距离中国太远，这既是情感上的，也是生意上的。 过去十多年，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，也是这个时代的历史动力。

　　 这一次，中国震惊世界，不是依靠它的制造机器、消费狂潮，而是因为一场疾病。 武汉成了全球新闻的焦点。 一股恐慌席卷全球，谁也不清楚这次的病毒因何而起，又严重到何种程度？ 它的传染速度惊人，配上如此大的人口基数，与开春时节人们高度的流动性，它会导致怎样的结果？

　　 但世界也以另一种方式感知了中国的冲击。 这台长期持续运转的生产与消费机器，突然停顿下来，它带来了真空感。 马六甲就像是这状态的缩。 突然失去了中国游客的古城，空空荡荡，小店老板们怀念起忙碌的时光，中国客人虽然过分喧闹，却也意味着生意兴隆。 口罩是中国冲击的另一种的明证，每一家药店、便利店都已售罄，即使少量的中国游客，也足以扫清他们所有的存货。 这也是一个崭新的全球现象。 昔日，智利的铜矿、巴黎的品店、澳大利亚的地产经纪，都感受到中国的购买力，如今，所有的口罩都消失了。

　　 江先生正是为口罩而忙到凌晨三点。 看到家乡的日趋严重，他购买了一批口罩寄给院。 货物抵达兰州后，却陷入了院与红字十会之争，后者坚持它有统一的发放权。 他不得不忙于各种沟通，寻求领导出面。 这类事情或许也是迫使他离开家乡的原因之一，人们似乎在无休止地制造毫无必要的麻烦。

　　 P 君也在为疗设施四处奔忙，试将印尼、马来的公益组织与中国的基金会联系起来。 多年前，我与 P 君在北京有过一面之缘。 他刚刚麦兜旅行网 立案的高管职位，投身于公益事业，帮助的是国内很少有人涉及的国际难民。 他前往金三角的难民营，也去印尼参与灾后重建。 他热情、无私，身上有国际志工的那种气质，让你觉得，不管你有何种困难，都可以向他张口，他也总值得信赖。 这种气质对我始终是个谜。 到底是何种力量，驱使他们离开自己的舒适地带，投入这样没有现实回报的事业？ 在剑桥的学生中，在香港的讨论会上，在旧金山的街头，我都讲过这样的气质。 除去志趣高尚，是否还有更隐秘的动力？ 他们也在逃离自己的生活吗，总是渴望被更多人需求吗？

　　 过去一年，P 君住在马六甲，成为一名华人学者兼商人陈先生的助手。 这位陈先生亲历了战后东南亚的动荡与新生。 他曾是南洋大学最早的毕业生，这所大学是陈六使与林语堂共同建立的。 他历经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先后独立，也曾在印尼教书、著述。 时局迫使他放弃了学术生涯，成了一名商人。 在最初的艰难的探索之后，他研学旅行设计方案的创始人，并成为新加坡经济奇迹的参与者与受益者。 二十年前，当他重返马六甲时，发现昔日成长的老城已破败不堪，曾经盛极一时的华人富商大院，已残垣断瓦、乱草飞生。 他几乎以一手之力，复兴了古城，不断涌现的南洋风格的民宿、娘惹餐厅、海南鸡饭、各式会馆、设计工作室，令历史的遗产化为当代生活的景观。 他更是对郑和充满热忱，认定他是个被低估的世界旅行家，更重要的是他代表了与欧洲不同的中国特征-k22和平交流的、而非扩张的。 他将自己一家酒店命名为“富礼”。

　　 对于 P 君来说，陈先生代表了一种在中国反而已失去的传统。 他带我去看傍晚的青云亭。 这个建于 17 世纪的庙宇，直到 11 年前，都是当地华人社会的权力中心。 主要修建者李为经的个人经历，也凝结了本地华人社会的某种气质。 这个在像中消瘦、儒雅的人物，是典型的明朝书人。 三十岁时，他遭遇了历史之巨变，这一年，李自成攻陷北京、崇祯皇帝自缢煤山、吴三桂引清兵入关，这个厦门人则南来马六甲经商。 当北方的蛮族占领中国的大陆时，一个海上中国也迅速兴起，它以一位叫郑芝龙的海盗为首领，覆盖了中国东南沿海、日本南部、以及南洋这片广阔海域。 他的儿子郑成功更是将贸易能力、利润转化成政治力量，他击退了荷兰人在台湾的统治，并想反攻新生的满人政权。

　　 夹在这股历史力量之中的李为经，在马六甲开启了自己的新人生。 他成为荷兰人治下的华人领袖，被委任为甲必丹。 除却处理华人社区的内部纷争，他也努力重塑中华文化传统，他向荷殖购置三宝山，以纪念郑和。 他也努力拒绝遥远中国的历史浪潮，在碑文上，拒绝使用清王朝的年号，而使用“龙飞”，在他心中，明才代表正统。

　　 坐在傍晚青云亭的长椅上，香火升腾。 人们跪拜、祈祷，线越过庙墙，一个精瘦男子正爬到屋顶发呆、看云。 四百年来，因为远离了中国内部的王朝更迭、各式革命与运动，此地意外地保持了某种历史的连续感。

　　 P 君与我坐在火锅店，两杯啤酒下肚后，这种边缘的悠闲感，突然消失了。 中国此刻的危机，以另一种方式到来，作用在每个个体上。 你看到武汉不断上演的惨剧，走上街上的人突然倒地，投无门、又怕传染家人的患者跳下大桥，未染病者生活于蔓延的恐慌之中。 即使是一个远离灾难现场的旅行者，竟也滋生出一种日渐增加的羞辱感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你为自己的身份不安，你甚至恐惧遇到自己的同胞。 随着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为紧急状态，一系列国家已以某种方式对中国关闭了大门，一种飘零感突然到来。 我的旅行签证即将到期，犹豫是要回到北京，还是继续旅行，下一站又在哪里？ 一种无力感也伴随始终，我不知该怎样参与其中。

　　 那个哭嚎的母亲的频，就在此刻闯入我线，那种绝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愤怒与无奈，充盈我心里。 或许还因为趁着夜色、酒精与故人重逢，加之各种观点、信息带来的疲惫不堪，我的眼泪涌出，情绪突然找到了某种出口。

　　 P 君拍着我肩膀，讲起他在泰北难民营的经历。 那里的难民是昔日军队的后代，像是历史的弃民，被“红色的污泥，白色的恐惧”左右的“亚细亚的孤儿”。 他们来自中国历史不断上演的悲情时刻中的一个。 但一个看起来已重获富强的中国，却似乎仍未摆脱这种“悲情”。 我讨厌自己的泪水，它是真实的，也是怯懦、无能的。

　　 翌日，我去了施生的诊所。 我脚上的伤口愈合，可以拆线，我也要离开马六甲。 施生仍旧慢慢悠悠地说，病毒似乎并不可怕， 不过是一种更重的流感，他也多少觉得美国人在夸大其词，不无对抗中国崛起的意。 他还说，中国定能度过难关，他被中国人能在十天内建立起一座全新院的速度深深震惊了。